中国基督教应以怎样面貌进入21世纪
      ——有感于《丁光训文集》出版

南京 陈泽民

回顾1997年初换届以来近两年工作的成就和经验,又展望今后三年应该努力的方向和任务。它也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本世纪最后的一次全委会。明年我们将要庆祝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。后年,也就是2000年,当我们举行第三次全委会的时候,将和全国人民一同踏进21世纪的门槛,是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委会。如果用神学院校历常用的话,这次“期中考试”,是作为“期终考试”和进入新学期(历史阶段)的准备。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,提出加强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,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。与此同时,《丁光训文集》又恰好在这次全委会开会的前夕问世,可以说十分及时,又十分中肯和切题。

一年前,丁主教把他在过去20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,一共80多篇,加以整理编辑,打算作为文集出版,交给我看,并嘱咐我写一篇前言。我当时又惊又喜。惊的是怕不能正确全面理解丁主教的思想,吃不透他文章的深意,不配为它写前言;喜的是让我有机会先读到这些文章。我认真阅读了全部文章之后,觉得可以把它作为我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几十年来的经验总结,里面有从神学的角度提出的许多具开拓性、创造性的见解,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学习。我按我所能理解的,写了“前言”,主要是为帮助读者(包括教会外的知识界)了解中国教会的历史和当前情况,作为阅读《文集》的背景知识。初稿写成后请丁主教审阅修改,并送请教会内外的一些朋友们提意见。经过几次修改定稿后,按丁主教的建议,把“前言”先在《天风》和《金陵神学志》发表。《文集》出版后,我阅读书中的“前言”,发现原来有两句我认为十分重要的,可算为“画龙点睛”的话不见了。我赶快找来《神学志》查对一下,果然找到了。它应该是接在“前言”部分第3页第1行的后面。请大家特别注意:

“丁主教是一个有很强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人。作为教会的领袖,他的一生,与中国教会的命运紧密相连;他在不同时期的所思所想,反映了中国教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,以及教会的回应。从这个意义上,他对宗教问题的探索(《文集》出版前,丁主教曾考虑过以“我对宗教问题的探索”为书名。)也是中国教会对自己所处时代及其前途和命运的探索和思考。文集的发表,对中国教会具有重大的历史的、时代的意义。”

这段话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确切性,十分中肯。原来不是我自己写的(我没有这么高的概括能力),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平晔博士在阅读我写的“前言”初稿时加上去的。她是丁主教多年的朋友,也是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好朋友,对基督教有深刻的研究,对中国基督教十分了解和关心。她添上的这两句话,的确起到了画龙点晴的作用。说明《文集》的出版,对我们今天提出要认真对待神学思想建设提出挑战,指明前进的方向,非常重要和及时。后来《文集》出版时,我发现这两句话不见了。我问过丁主教,原来是他认为这样说把他提得太高了。他出于谦虚,在付印时把它删去了。现在请允许我作为《前言》的作者,按李平晔 同志的原意,把它再添上去,请丁主教原谅。并借这次发言的机会,建议把这本书作为神学生必读的教材,作为神学工作者和广大教牧人员的参考资料。本书的出版,可以说是中国神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今天大家都人手一册,这是全国两会送给大家的一份厚礼。我愿借此机会,建议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,就其中的一些主张或观点展开自由讨论。当然,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。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一致的,都是以《圣经》为根据的,神学思想是对信仰的理解和阐释,可以也应该随着不同的社会背景、文化条件而有丰富的多样化的发展。从整个两千年的神学思想史看来,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、定于一尊的。有不同才有比较、交流,经过讨论,互相学习、补充,才有发展进步。这次会议提倡在神学上不要只有一个声音,要容许有各种神学思想的存在空间,互相尊重,互相学习。这样,我们的神学思想才会丰富起来,才会有所前进。《文集》的出版,为我们提供很多神学课题和观点;有些可能和某些陈旧的观点不尽相同。希望认真阅读和思考这些文章,使我们神学思想活跃起来。

在济南会议上有人说今天中国基督教的神学落后了。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和论断?有人说,和海外基督教主流教派的神学思想比,我们是落后了。也有人说,海外福音派一些友好人士来和我们接触后,说我们(的神学思想)比他们落后了50年。有些人认为,现在我们教会讲坛上表现出来的神学思想,大多还停留在19世纪末到本世纪三、四十年代西方传教士传来的那套神学思想,许多宣扬“基要派——千禧年前派——(七个)时代论”(这三者当时在美国几乎是同义词,指的是同一思潮)的消极厌世遁世思想。当时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人们在战祸频戎,动荡不安,流离痛苦的环境中,对现世感到悲观失望,很容易接受这种消极出世,等待世界末日来到,耶稣再临,“被提”,和追求个人灵魂得救的“属灵”思想。这种神学思想主要是由本世纪初英美“基要派”传教士带来,通过一些“奋兴家”、“培灵家”(如宋尚节、计志文、赵世光等)的渲染鼓动,在中国教牧人员和信徒中影响极为深广,被认为是基督教的“正统”思想,成为“主流”。当时也有一些属“现代派”的传教士,神学思想比较开放,他们大部分在某些大学和神学院中任教,被“基要派”认为太注重理性,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行为,被斥为“自由派”或“社会福音派”。他们的影响只限于部分知识分子。最初发起和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,多数属于这些人。他们曾被“基要派”认为信仰不够“纯正”,不够“属灵”。为了加强团结,三自运动的领导人提倡在神学思想上互相尊重,在爱国的政治基础上团结合作。解放初期(50年代前半)曾经有过一阵子的“群众性神学运动”,通过讨论,批判了一些政治上比较明显的错误思想和言论,但在神学思想上仍根据互相尊重的原则,基要派和“千禧年——时代论”等的思想言论基本上是保留不动。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,我国基本上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,由于许多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想的影响,教会活动停止了,神学思想完全停滞不前。直到最近20年来落实宗教政策,恢复教会活动,教会发展得很快,这时50年前流行的神学思想,又几乎原封不动地在教会中泛滥流传起来。可以说是“50年不变”。可是中国社会在这50年间却已经经过改革开放,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教会有许多观念和思想和社会主义不相协调,不相适应。神学思想落后于社会现实,在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,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比较,我们的确是落后了。另一方面,这50年间,世界基督教经历过许多变化,神学思想上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,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。我们是到最近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才多少知道一点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比境外的基督教在神学思想上也的确落后了几十年。再说,我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认识,在过去20年中,也起了重要的变化。学术界中有不少人对基督教进行了研究,有深入的理解,他们在神学思想上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他们写了不少关于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书,比我们深刻和先进得多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比教外同情基督教的知识分子,又是大大地落后了。

承认或不承认我们教会的神学思想落后(不管是在上面所说的哪一种意义上的落后),对加强教会的神学建设,是个重要的先决的问题。去年8月丁主教在西安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,指出今天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落后了,号召大家要更新思想,努力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。这篇讲话在《人民政协报》上发表后,引起一些议论。这表明有些人是很不愿意承认思想落后的,是听不进不同的声音的。丁主教这本《文集》的出版,对一些人来说,可能会是不同的声音,是一种挑战。我希望通过认真阅读这本书,会对我们的神学建设起到一种催化作用,使我们的神学思想活跃起来。

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,我们中国基督教将以怎样的精神面貌进入21世纪?我们能否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?这在很大的程度上,取决于我们的神学思想。我相信丁主教《文集》的出版,能够帮助我们认真对待神学建设的问题。我要在此提出建议,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和研究这本《文集》。

(本文原为“济南会议”发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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